【記者　康甯峖／綜合報導】

 

近期一名公車司機與乘客爆發肢體衝突，引發社會關注。民眾多將焦點放在司機「情緒失控」，卻忽略制度問題，這類事件是台灣公車司機長期勞動困境的表象，而低底薪、高工時以及乘客壓力三重夾擊，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公車司機勞動環境惡化、招募與訓練品質下降。

 

營運壓力與缺工　人力訓練品質下降

 

公車業者長期面臨營運與財務壓力，根據交通部〈113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113年軌道運輸市佔率首次超越汽車客運，且業者營運車輛數逐年下降，顯示汽車客運市場日漸萎縮。加上Covid-19疫情期間，許多駕駛為維持生計離職，疫情後多數未回流，導致人力短缺，也迫使業者縮短新進司機培訓時間，訓練品質下降，上路風險增加。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李明展認為，即便薪資可達每月七至八萬元，也無法抵消長時間駕駛與精神壓力，許多司機仍感到疲勞與焦慮。

 

李明展秘書觀察，日本公車工時制度嚴格規範，駕駛即便薪資略低，也能保持合理工時與生活品質，減少疲勞與事故風險，也提升駕駛留才效果。台灣業者若能借鏡此做法，結合完善的職場環境與道路安全管理，或許能改善司機長期勞動困境。

 

客運駕駛人數持續下降，反映客運業勞動環境惡化，人力短缺也是造成過勞及服務品質下降的原因。【記者　康甯峖／製圖】 

 

長工時與薪資結構下的心理壓力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指出，過去台灣長途客運快速擴張，高速公路開通後，大客車行駛中長程路線的收入曾相當可觀，但隨著民間業者增加與交通阻塞，單趟收入下降，司機為維持家庭生計，不得不接多趟班次。結果長時間駕駛、疲勞累積，使情緒耗竭與暴衝事件增加。

 

並且司機日常需面對形形色色的乘客，情緒勞動負擔沉重，有些乘客會辱罵、挑釁，甚至有不禮貌行為，這些都會導致司機需長期承受壓力。劉梅君教授建議，客運公司應設置心理健康輔導或情緒管理機制，如員工協助方案（EAP），提供心理、法律、財務及工作輔導。若遇到不合理乘客，司機應允許拒載，並建立公平投訴制度，維護司機的職業與人格尊嚴。

 

低薪迫使司機需長期待在狹小的駕駛空間，疲勞與情緒壓力會影響行車安全與成為衝突爆發的關鍵原因。【記者　康甯峖／攝影】 

 

社會觀感加深對立

 

民眾對司機暴衝事件的第一反應，多為震驚與不安。劉先生說：「公車是每天接觸的公共空間，司機一旦出現暴力，自然會擔心安全。」但多數人只看到事件片段，很少理解司機在衝突前承受的壓力，容易將責任全歸司機，甚至擴大到整個職業群體。媒體報導方式也可能加深對立，例如標題強調「司機暴怒」、「拳腳相向」，忽略背後的勞動壓力與制度因素。若能平衡呈現雙方觀點，並說明司機的長工時、乘客挑釁與交通風險，社會才能理解事件本質。

 

公車是重要的公共運輸，需建立公平的申訴管道及互相理解，才能有效提升服務品質。【記者　康甯峖／攝影】 

 

制度與勞動雙改革成關鍵

 

解決公車司機暴力事件需同時從制度面與勞動面著手，制度面包括合理票價與穩定政府補貼，降低業者經營壓力，保障司機基本薪資與休息時間；勞動面則應改善工時安排、提供心理與情緒輔導，建立公平投訴與拒載機制，維護司機尊嚴與安全。

且只有改善制度與勞動環境，才能打破收入下降、疲勞駕駛與司機短缺交錯的惡性循環，降低暴力事件發生率，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品質，並讓民眾與司機建立互信，而非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