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鄭羽婕／嘉義市報導】

在強調公共利益的醫療體系中，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長期受到制度限制。嘉基工會的仲裁過程，不僅反映醫療產業罷工門檻高、行動受限的現況，也凸顯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機制效率不足的問題。在病患權益與勞權保障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成為醫療工會的重要課題。

罷工受限　醫療工會的勞權困境

歷時一年半，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嘉基工會）的仲裁案才終於落下裁決。相較於一般勞資爭議中常見的罷工手段，醫療工會為何不選擇走這條路？而轉向仲裁後，為何進展依然緩慢？

為了保障公共利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對醫療產業的罷工權設下限制，醫療產業若想要發動罷工，勞資雙方必須事先簽訂「必要服務條款」。相較於一般工會，醫療工會在勞權爭取的行動上受到更嚴格的制度約束。因此，在罷工難以啟動的情況下，仲裁成為嘉基工會少數可行的途徑。

然而仲裁並無法成為快速解方。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楊通軒指出，進入仲裁程序後，會受到《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冷卻期」的限制，談判手段幾乎被暫時凍結，只能等待裁決結果落地。

 

嘉基工會於2024年4月29日遊行，反映在罷工權受限的制度下，醫療工會須透過多元方式爭取勞動權益。【記者　鄭羽婕／擷取自嘉基工會Instagram粉絲專頁】

漫長仲裁　程序為何費時

仲裁程序的設計與運作方式，也是導致裁決審理時間拉長的原因之一。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企業工會理事陳冠霖指出，台灣勞資爭議現行制度並沒有「速審機制」，使案件一旦進入仲裁程序，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裁決。

在此制度背景下，談判時間本身也成為勞資雙方運用的策略資源。陳冠霖表示，若資方在審理過程中利用拖延戰術，整體談判甚至可能跨越一個工會委員的任期，進而削弱工會的談判籌碼與組織人力；相對地，對資方而言談判時間本身就是一種籌碼。

在實際仲裁過程中這種情況亦有所體現。例如，在2025年首次召開仲裁會議時，資方就對嘉基工會委任的裁決委員提出不適任異議，雖經勞動部審查後認定無問題，但仍耗費時間處理。後續討論中，工會亦被質疑申請仲裁程序未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需補開會議補正程序，進一步延宕時程。此外，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企業工會理事長陳宏也指出，由於醫療集體仲裁案例為台灣首例，主管機關在資料審核處理上相對審慎，亦影響整體裁決速度。

 

勞動部為負責審查勞資爭議程序主管機關，影響仲裁進程與制度運作。【記者　鄭羽婕／擷取自勞動部Facebook粉絲專頁】

必要服務條款　能否成為解方？

相較於速度緩慢的仲裁，罷工顯然是更直接有效的手段，也能對院方形成更大的壓力。楊通軒教授指出，如果能夠與院方簽訂必要服務條款，事先界定在罷工期間仍需維持運作的醫療部門，罷工行動就能具合法性，既保障勞方能爭取權益，也維持基本醫療服務。對工會而言，也能在談判中形成更具實質性的壓力，促使資方回應訴求。因此，嘉基工會目前正規劃在之後的團體協約協商中，持續推進必要服務條款的簽訂。

不過，醫療罷工是否衝擊病患權益，仍是外界討論焦點。對此，陳宏理事長表示，實務上可透過制度設計降低衝擊。以台灣在颱風期間為例，除急診與必要單位外，多數門診亦會暫停服務，過去曾出現連續三至四天的停診情況，影響仍在可控範圍內。他說：「民眾們在疫情期間歌頌醫護人員的犧牲奉獻，然而現在我們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需要爭取的時候，民眾就忘了醫護們過去的付出了嗎？醫療人員也是人，我們也需要爭取自己的權利。」

簽訂必要服務條款後，醫療工會可合法進行罷工，增加談判籌碼。【記者　鄭羽婕／製圖】

醫療工會行動的意義

台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理事長趙麟宇表示，此次仲裁經驗確實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路徑，對其他醫療工會具有借鑑意義，能成為未來行動的參考。但也凸顯現行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仍有待檢討，從本次案例經驗來看，仲裁雖為突破僵局的一種途徑，仍受限於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難以成為快速且穩定的解方。他指出，若勞資雙方能以協商取代對抗，在制度框架內尋求共識，或許更有助於問題解決。如何在保障醫療服務的前提下，建立更有效率的勞資協商機制，仍是醫療工會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