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思齊／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台灣有事」論述引發中方抗議。學者分析，日本挺台立場源自二戰後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種下的歷史恩義。這份情感歷經半世紀演變，如今已從道義轉化為實質國防戰略，促使日本打破外交慣例，成為穩定印太局勢與台海安全的關鍵夥伴。

模糊外交策略被打破　中國領事發文抗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11月7日接受立憲民主黨議員岡田克也的質詢時，表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並暗示在日本現行的安全保障法之下，日本可以訴諸集體自衛權的形式使日本自衛隊武力介入相關事態。此言論被認為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2021年12月1日提出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述重合，然而，此次為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自1972年建交已來，政府首相第一次公開發表此類言論，旋即引來中國領事的不滿。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隨即在社群平台上轉發高市相關言論並配以貼文稱「斬斷骯髒頭顱」，被認為欲對高市不利，一日後貼文被刪除。日本政府隨後向中國提出抗議，高市領導的自民黨也通過決議，指北京若未採取行動化解爭議，日方應考慮採取強硬行動，包括將薛劍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中國外交部也強硬表態，並召見日本駐中國大使金杉憲治，對日方的錯誤言論提出嚴正交涉，並表示「任何人膽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統一大業，中方必將予以迎頭痛擊。」原本的紛爭已擴大為外交衝突。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他對台日關係立場強硬，經常代表中方對日本政府表達抗議。【圖片來源　美聯社／提供】

日本政府的友台背景　戰後宣言成主因

日本政府屢屢對身處不利的中華民國政府遞出外交場合上的橄欖枝，並且讓台海問題屢次浮上國際舞台檯面。背後的原因歷史學者李天豪分析，這樣的情境源自於蔣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上午11點，於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演說， 名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在《馬關條約》、《廿一條》與《塘沽協定》的背景下，眾人都期待委員長提出嚴正索賠要求，但文內卻是要待人如己、要愛敵人、要不念舊惡、要與人為善，並強調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事後這篇演講被日本媒體全文轉載，並配上「以德報怨」的大標題。學者李天豪引用日本媒體當時的訪問，日本各派系對於這份演說感想如下：代表軍方主流派的大員岡村寧次表示：「真是寬容啊。」軍方非主流派的石原莞爾認為：「勝而不驕的風範，凸顯日本的戰敗，是道德層面的淪落。」知名政治學者中村勝範指出，原子彈並沒有解除日本人的鬥志，是蔣介石這篇講稿，讓日本人真心承認戰敗。

李天豪指出，從1920年代末開始，日本社會就瀰漫著優勝劣敗思維，這種風潮使兩代日本人陷入戰爭狂熱，但蔣介石的講稿如同一盆冷水當頭澆下，日本人赫然發現，他們一向瞧不起的中國人在道德層面上遠遠凌駕自己。這種精神上的震撼籠罩日本政界20年，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很強烈的友台跡象。這種傾向搭配親美與恐共兩種情緒，構成了在1972年中（共）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對華外交的主流論述，即使在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兩國之間的往來依舊保持熱絡。

抗戰結束後，對日本採取懷柔政策的蔣介石。【圖片來源　維基媒體基金會／提供】

台灣有事説　綜觀日本對台灣的外交掩護

在國際舞臺上，台灣有事所引發的外交風波正愈演愈烈，但翻開台日關係史，就會發現這並不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在外交場合上支持台灣。從中日復交的1952年起，到中日斷交的1972年，日本政府對中共發起了數次外交攻勢，目的皆在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李天豪分析，第一次外交攻勢發生在1954年底，當時正值第一次台海危機，在解放軍猛烈攻擊一江山島之際，日本首相鳩山一郎公開表示，日本願盡早與蘇聯和共產中國建立關係，蔣介石政府與毛澤東的中國都是獨立的國家。當媒體敏銳的追問這是否等同於外交上的「雙重承認」時，鳩山並未迴避，以一句簡短而明確的「是這樣的」作結。這是日本政府提出兩個中國論述的起點，也是促成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先驅。

第二次，發生在日本重返聯合國後的隔年，1957年日本當選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乘勢提出，在聯合國創造「兩個中國局面」的提議，這是在聯合國將台海問題國際化的首例。此舉踩到了中國的紅線，新華社發行的《參考消息》隨即抗議，標題直接指名岸信介，譴責他公然以兩個中國的論調進行試探；《人民日報》發表的觀察家評論也表示，反對兩個中國的任何企圖。岸信介受訪時回覆，日本政府不能立即承認共產黨中國，必須先解決兩個中國這一現實問題。1958年6月19日，日本官房長官赤城宗德拋出了「一中一台論」，同年9月18日，當時正值823砲戰期間，日本駐加爾各答大使那須皓公開對媒體表示，應該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其歸屬。

最後一次是在1972年， 當時日本國內親共的聲浪已經很大，時任首相佐藤榮作拋出「一國兩府論」，此時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關鍵時刻，佐藤榮作此舉是為了將蔣介石的代表留在聯合國。當年10月，《排我納匪案》通過，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的代表權，但佐藤榮作在同年最後一天出席日本國會時仍發言表示：「中華民國政權仍然存在，日華條約仍然有效」＜註一＞。

史學界認定戰後對台灣最友善的三位日本首相，任內積極推動許多惠臺措施。【圖片來源　記者　李思齊／製圖】

以德報怨的外交善果　日人銘謝再造之恩

蔣介石當年的「以德報怨」，換來了日本在他失勢後仍然相挺20年，也讓台海問題不斷浮上檯面。根據當時日本眾議院議長灘尾宏吉的說法，政策主要有四點作為。其一，和平遣返兩百多萬日本軍民，這些年輕的勞動力是推動日本戰後復興的原動力；其二，阻止蘇聯分割統治日本，這讓日本不至於成爲第二個南北韓；其三，協助保留天皇制，使日本戰後政治得以穩定；其四，放棄賠償請求權，使得日本得以少賠數百億美元。灘尾宏吉受訪時感慨的表示：「日本朝野有共識，這是蔣介石對日本的再造之恩。」這種共識後來形成了一個具體組織，就是「蔣公遺德顯彰會」，協會初創會員就超過六千人，基本都是日本政界要人與工商界人士，籌備主導者就是岸信介和灘尾宏吉。

其中，以和平遣返日本在華居民218萬人對日本復興貢獻最大。蔣介石不僅動用了國軍運力的百分之八十，還准許日本軍民攜帶價值1000日圓的行李，對比盟軍的戰俘不得攜帶值錢物資以及日本政府補給的每人100日圓，國府還允許攜帶30公斤的行李，兩者間的待遇落差極為顯著。更關鍵的是，時值1945年秋，日本本土深陷嚴重饑荒，這30公斤的隨身行李，實際上已超越了普通財物的意義，成為攸關生死的救命物資。對於當時的被遣返者而言，這批物資無異成為他們戰後重啟生計的「第一桶金」，這也深刻解釋了為何該群體普遍對蔣介石抱持著深厚的感念之情。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陳建仁教授指出，這些被遣返者於1964年組成了「日華親善協會」，在中（台）日斷交以後，與臺日文化經濟協會維續日本與台灣兩邊政界、商界及民間個階層往來，至今仍是。早在2005年，時任經濟產業大臣兼會長的平沼赳夫便大力推動台灣赴日免簽證措施，成功為雙邊觀光交流開啟大門。

從歷史恩義到地緣戰略　台日關係的實質轉型

儘管蔣中正與岸信介的時代已成歷史，但1945年對日寬大政策所建立的互信基礎，早已內化為日本自民黨的政治基因。這種特殊的歷史淵源，支撐台日關係挺過了1972年斷交後的寒冬，並在半個世紀後，從單純的「道義情感」轉化為具體的「國防戰略」。

隨著中國軍事擴張打破印太平衡，日本政府近年來的態度發生顯著轉變。自2021年起，日本在《防衛白皮書》中連續多年打破禁忌，明載「台灣局勢對日本安全保障至關重要」。更具指標性的是，雙方在無正式邦交的限制下，開創性地以「執政黨」身分展開「2+2」安保對話。這種「黨對黨」卻具備「實質官方性質」的交流模式，顯示台日合作已突破傳統民間層次，進入官方會談層級。台日關係之所以能跨越世紀而歷久彌新，關鍵在於它成功結合了過去的歷史恩義與現代的戰略利益，讓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架構下，主動成為今日穩定印太局勢中，最不可或缺的挺台力量。

＜註一＞日華條約：為中華民國與日本結束兩國之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戰爭狀態而簽訂的和平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在臺北的臺北賓館簽署，同年8月5日雙方換文生效。該條約明定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即告終止。約中雙方承認：日本已在舊金山和約放棄對於臺灣、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已放棄在中國之一切特殊權利及利益；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國與日本國間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