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紓綝、曾珮甄／綜合報導】

片長：9分44秒

近年來，國家重新檢視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傷痕。不論是受難者本人、後代，亦或是助人工作者，都揭示了這段歷史對於社會造成的影響。轉型正義的推動，正努力還原真相、理解傷痛，但那些尚未說完的事，也提醒著我們，修復之路仍在進行中。

數字之外的空白

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嘉珍：「我爸爸經常有時候會自己掉眼淚，他說，一個小孩被關出來，還會投稿。所以那時候我被關的時候，我的忍耐度也已經看得很開了，把一切都放開了。」

根據1989年中華民國法務部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約29407件，牽涉受難人數為14萬人，其中，被處決人數為3000到4000人。然而，這些數字從來都不是完整的全貌。歷史檔案的散落、證詞的斷裂，許多家庭至今仍無法確定親人的真正遭遇。威權時期暴力的數據統計，並不只是冰冷的紀錄，也是一段至今仍在拼湊中的集體傷痕。

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嘉珍：「因為我把那個政治課本那個總統的相片，我給他寫共匪頭目，那個輔導長就集合到教室去，一人發一張紙給你，就從那黑板就寫字，最重點就是共匪頭目這個筆跡就對了，一直對一直對一直對，那個整連都對，因為你的筆跡絕對跑不掉，就是這樣抓出來的。那時候輔導長就把這個腳頭扣到你的下部，你會痛啊，很痛啊。進去的時候，我家裡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哪裡了啦，過年也沒有回去，當兵有放假的時候，那時候一直關一直關，關到審判完。」

從判決到監獄  漫長的歲月

而真正的考驗，是在被帶走之後才慢慢展開。對許多人來說，那是一段無法預知、不知道盡頭的漫長歲月。

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嘉珍：「那時候才給你審判，審判了三年半，要不要上訴？因為我有聽過，你再上訴就會加重量刑，再上訴就是無期徒刑，再上訴就要槍斃，是這樣，然後我就被送到那個台東泰源監獄去，要思想改造的時候，裡面就是英文、日文，你都可以學習，那時候我進去的時候，就是那個施明德跟那個柯旗化（一起），還有其他的，我台中的同鄉，他會拿零用錢給你，那時候就是說沒有錢，就是這樣來的。」

看不見的跨世代創傷

對於許多家庭而言，政治暴力的影響跨越了時間。不只是當事人，連後代也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它的重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彭仁郁：「相較於政治受難者本人，他知道自己直接承受了國家的暴力，有些後代是在父母被關押之後，出獄之後才出生的，那這些二代或三代，其實絕大部分，都不知道他們父母經歷了什麼。所以他們的傷很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受到政治暴力創傷的影響，所以可能會展現在他們會以為自己是，以為自己就是一般的精神病患，因為有些人的確去看了精神科、身心科之後被診斷成憂鬱症、躁鬱症。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其實政治受難者長期因為過去的黨國的教育，跟他們動用媒體，長期的污名化這些政治受難者，以至於說，絕大部分的政治犯出獄之後，是絕口不提他們經歷的事情，所以下一代不知道，但是某種程度他們也在精神上面繼承了這樣子的受迫害的恐懼。 這些恐懼不安的情緒會在親子的關係當中，用某種隱約的，我們講潛意識的傳承會傳遞給他的下一代，下一代接受了這些不安的情緒跟恐懼，通常都要經歷很多的困境，然後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看到長輩去申請不管是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的補償或賠償，他們才隱隱約約發現說，我們家好像有什麼事情，所以這個不知情的承受恐懼情緒，這件事情的影響是非常的深層，但是又很難被察覺。」

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嘉珍：「我不會講啦這個，過去的歷史還給下一代有什麼意義，我也感覺這樣啊，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助人工作者的心靈調適

陪伴受難者走過創傷的，不只有家人。對助人工作者而言，每一次的理解、每一次的傾聽，都是再次貼近歷史的傷口。這樣的靠近與陪伴，在他們心中刻下了難以忽視的感受。也讓他們必須找到屬於自己的調適方法。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彭仁郁：「助人專業工作者進到政治暴力創傷場域，的確很容易有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的來源有好幾個，一個是當然，你知道受創的人，他有時候因為他的受苦，他被困在他的那個創傷當中的時候，他很難跟別人相處，所以這個工作的困難度本身跟這個他，因為專業助人工作者必須要理解這個受創的人經歷過什麼，所以，當他看到其實是人性跟國家的黑暗面的時候，他自己也會產生跟受創的人一樣，或是類似的絕望感、無助感。所以這個見證創傷的黑暗面本身，它的確會有一個因為要同理跟共感的關係，這個共感本身，因為很投入的關係，沒有辦法拉開距離，會有替代性創傷的出現。」

社團法人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個管組長　林煒珊：「如果真的有遇到真的很自己心坎過不去的，那我還可以跟我的督導做討論這樣子，因為確實在做這樣子的工作，總是會有我們專業、我們心理學角度來看可能會有投射的問題、移情的問題。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部分，我最喜歡的就是下班回家煮飯給自己吃，這個過程中，可以讓我的心情就是沉澱，對，就是讓自己步伐，就是慢下來這樣子，這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照顧我自己一個很好的方式。那第二種的話就是我喜歡去走路，會去走個半小時到一小時這樣子，我就會覺得，就是讓自己有一些釋放啦，我就會聽歌啊這樣子。」

轉型正義再啟動

即使威權統治的年代早已成為歷史，但那些傷痕從未真正消失。近年，國家開始重新面對過去，試圖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回應這段深埋的集體創傷。重新翻開歷史，是為了讓真相被看見，讓尊嚴再次回到他們的身上。

社團法人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個管組長　林煒珊：「2018年他有這個轉型正義，就是促轉會的成立，然後想要來推動，想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來賠償這些政治受難者，跟他的家屬們這樣子，那怎麼透過我們的陪伴，他們可以如何的，就是走向那個修復之路這樣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彭仁郁：「那如果大家都能夠用自己一點點星火微光的力量，聚集起來的時候，也許我們可以，我們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不一樣，我們可以讓受到不義的人的數量減少一點，我們可以讓體制更公平、更正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受難者的記憶裡，在後代的迷惘裡，在助人工作者的陪伴裡，他們共同拼湊出這段歷史的形狀。

轉型正義不是一段已經劃下句點的故事，而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過程。那些未被說完的過去、未被填補的空白，仍在等待被理解、被記錄、被正視。願我們在理解創傷的同時，也找到修復的可能。而當更多人願意靠近，轉型正義，才真正開始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