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施蕙心／綜合報導】

依據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在2023年的問卷統計，近16%的移工曾遭遇性暴力，與政府統計數據相距甚遠。在臺移工人數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移工性暴力案件黑數不容忽視。此類案件加害者常為雇主或其家人，因權力不對等與蒐證不易等因素，使許多案件被迫隱藏。

噤聲的移工性別暴力

今（2026）年在臺移工突破86萬大關，近期政府研議引進印度移工的政策成為輿論焦點。部分聲音擔憂國情與性別意識的差異會對臺灣環境帶來衝擊。然而，在憂慮未來的背後，已在臺移工所面臨的性別暴力卻長期被忽略。

2023年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在德國在臺協會資助下，電訪移工關於性別暴力問題，回收522份有效問卷裡，15.9%的人有遭性別暴力經驗，但截至2024年，衛生福利部統計的移工遭性侵通報案件卻不升反降，以相近的嘉義縣市來看，2023年、2024年中，案件數甚至為零，為何移工遭性別暴力卻沉默？關於此現象，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公關宋家瑜解釋，移工申訴後就必須換工作，轉換時間難以評估，且部分移工因遭受被男性性騷擾或性侵經驗，想避免再次受男性雇主聘用，但能否找到符合需求之工作也無法定論，可能會等到需要回國，使籌備來臺的高昂仲介費還未賺回本就全部打水漂，這些風險，讓他們選擇將憤怒和委屈吞回腹中。

移工性侵通報案件黑數高，其中成因複雜，包含恐丟失工作、負擔高昂仲介費，或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記者　施蕙心／翻攝自公視新聞網】 

權力不對等下的傷痕　

家庭看護是移工中遭受性別暴力風險最高的行業別，長期和雇主及其家人處於同生活場域，工作場合封閉私密，也缺乏監督機制與申訴管道，使加害者最容易下手。家庭看護阿妮的遭遇，即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移工從事的行業中，家庭看護因工作場合隱私，受性侵數量最高。但除了統計數據，還有許多隱藏在背後的黑數。【記者　施蕙心／製圖】

阿妮的雇主是一名中風臥床的阿伯，阿伯經常趁老婆及女兒不在時，掏出生殖器，要求阿妮口交。阿妮拍下影片給仲介看，麻煩其向雇主家屬委婉反應。家屬給了她兩千元，向阿妮道歉並希望她能繼續留下來工作，仲介也保證若再發生會幫她換工作。但過沒多久阿伯還是對她毛手毛腳，阿妮忍無可忍，再次拍下影片向仲介、雇主家人反應，但家屬只是打罵了阿伯，又幫阿伯求情，仲介也並沒有幫阿妮換工作。阿妮只好打給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並在群眾服務協會幫助下轉換工作照顧阿嬤，阿嬤過世後，阿妮再度失業，仲介因阿妮多次拒絕需睡在男性身邊貼身照顧的工作，覺得她對工作很挑剔，因此阿妮找新工作並不順利，最後只好回國。

類似阿妮這樣的案件層出不窮，除看護外，其他工作場合也可能遭到性別暴力，雇主或其親屬為加害者的情況也占大宗，權力不對等造成移工無法逃脫。難以想像的是，有更多的移工還在忍受著這樣的對待。

黑數困境　移工遭性騷擾申訴管道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侯岳宏教授說明，移工若在執行職務時遭到性騷擾，可以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之2告知雇主，雇主應立即實行補救措施，若無實行，則由勞工局介入處理；又或依第32條，若最高負責人或雇主本身就是性騷擾行為人，則可直接向勞工局申訴。除這些方法外，也可向仲介反應，或撥打1955請求協助。但侯岳宏也推論，職場性騷擾本就因各類原因導致受害者掙扎，移工性別暴力申訴案件中應藏有許多未發聲的黑數。

經2023年臺灣Me Too運動後，《性別平等工作法》內容依案件需求修正，4月8日也針對《性別平等工作法》中的「最高負責人」定義新增六類，包括除了原本的雇主，還新增了雇主配偶等，讓受僱者遭定義中之最高負責人性騷擾就可直接向地方政府反應，期待新修法後對性侵及性騷擾案件有更完善處理。

申訴背後的事　風險難承受

遭性別暴力的移工下定決心要申訴通報，蒐證常成一大門檻。工作場合中言語或肢體的性騷擾通常是一瞬間的事，難留下紀錄，就算被監視器拍到，那幾秒的畫面也不易成為有力的證據。

移工遭到性別暴力需要考量是否能承擔申訴後的各樣風險，因此有人為了不丟掉工作、不被風言風語而忍氣吞聲。【記者　施蕙心／製圖】

權力不對等、難蒐集到證據、語言不通，事情經過說明不清楚，是申訴的困難之處；說出來被八卦歧視、被仲介或雇主認為難搞，是申訴後需要面對的壓力，再者，換雇主又要熬過轉換期。宋家瑜說：「這些原因和壓力都讓受害移工雖然可以透過1955立案調離原本的工作環境，但後續遇到的困難，卻是難以用申訴管道解決的問題，移工敢不敢承受申訴後的風險才是關鍵。」

「我是受害者，為什麼失去工作的也是我？」是受害移工潛藏於心的痛處。